互鉴互融——论民族药的现代研究思路

李志勇1，柴兴云2，袁涛3，

丁广智4，佟海英2

（1.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1；2．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3．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4. 中国中药杂志编辑部  北京 100700）

少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历史条件不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多样，加之受哲学、宗教等影响，少数民族防病治病所采用的医技、疗法及就地取材的药物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医药雏形，衍生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

民族医药是对我国55个少数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的总称，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根据学术形态分类，其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理论与临床体系比较完整，拥有大量医史文献，形成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如藏、蒙、维、傣族医药学；第二类，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但具有医史文献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壮、苗、彝、土家、畲族医药等；第三类，有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经验，但无文字文献，仅以言传口授在本民族世代传承，或沿用中（汉）医药的理论且具有本民族特色，如水、布依、白族医药等。根据宗教文化背景，民族医药也可分为：第一类，以佛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藏、蒙、傣族医学等；第二类，以伊斯兰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回、维吾尔、哈萨克族医学等；第三类，以儒、释、道三教为哲学基础，加上巫术与自然崇拜，如壮、瑶、土家、满、朝鲜族医学等。亦有按地域划分为西北、西南、南方、东南、东北与北方民族医药；或直接根据民族类别进行分类。其中，藏、蒙、维吾尔、傣医药并称为我国四大民族医药。

纵观历史，我国传统医药发展经历了萌芽、经验积累、理论形成与发展4个阶段，民族医药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因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在历经萌芽、积累阶段后，具有地域、宗教、文化、习俗特征的少数民族医药，其实践过程走向了不同的历史轨迹。一部分进入了“实践-理论-实践”的高级循环，将其特有的生命观、思维方法和实践体会汇集为理论体系，走上了自主发展的坦途；而一部分则停滞于“经验-实践-经验”的一般循环，仅停留于对偶然经验的传承。我国各民族之间大分散、小聚居，相互交往频繁且历史悠久，传统医药（学）在形成（传承）与发展中的交流促使少数民族医药与中（汉）医药之间、不同民族医药之间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的“交互格局”。因此，任何一种民族医药，不论其身处何种循环模式，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借鉴与融合。

我国民族医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拉开了发掘、整理民族医药的序幕。特别是从“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医药投入，以文献抢救挖掘、特色诊疗技术规范、疑难病种临床疗效评价、民族医药学教材编写、民族医药名词术语规范等工作为主，民族医药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

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07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1部委）、《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2010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年，国务院）、《民族医药“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支持民族医药发展。我国各民族地区也出台多种政策支持本地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据统计，我国各民族使用的药材总数为7734种，其中植物类7020种。包括《中国药典》、《部颁标准》、《地升国标》、《新药转正标准》、《散页标准》等在内的现有民族药国家标准2806个，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的地方民族药标准1511个，涉及藏药、蒙药、维药、壮药、彝药、傣药、苗药；161家民族药生产企业生产4317个民族药品种，至少253家民族医医院使用4000余个民族药院内制剂品种。

同时，通过设立科技规划项目等形式，对民族医药事业的科技投入也逐年增加。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民族医学领域从1990至2014年资助各类项目155项，总经费5549万元；民族药学领域从2008至2014年共资助项目230项，总经费9370万元；2009年累积资助民族药领域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内的总经费约1.4亿。受资助项目多集中在藏、蒙、维、朝、傣、壮、回、苗、土家等民族医药的药物作用机制、药效物质基础、治则治法、药用资源4个方面。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还联合设立行业专项课题支持民族医药科技发展，以“十二五”为例，设立“民族医特色疗法疗效评价及平台技术研究”、“苗药、傣药、黎药等民族药发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蒙药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课题。上述的科技项目投入，对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受历史、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我国大多数民族医药仍面临着“名医消逝、名方失传、名药流失” 的存续危机以及“理论科学阐释不足”、“医籍文献整理翻译滞后”、“药材基源不清、品种混乱”、“成药标准缺失、科技含量低”和“产业发展不均衡”等发展危机。比如，维吾尔医学的“异常黑胆质”病机理论、傣医“雅解”用药理论、藏医“佐太”炮制技术等，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仍不能完全科学阐明其内涵与特色。语言文化差异也是影响民族医药继承与传播的瓶颈之一，比如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无论从对疾病的认识到用药原则，从功能主治表述到疾病诊断标准，与中（汉）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理论差别较大；在传播与推广中如何将其“翻译”成中（汉）医功能表述和现代医学病症表述就成为维吾尔医学需要慎重解决的问题 。民族医药研究中存在的其他困难与挑战，其他学者均有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民族医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因其有效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而为本地民族所普遍接受和使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更有重要作用。据WHO统计，全球有约80%的人依赖传统医药或补充替代疗法，有50%的人口曾经使用过传统药物，其重要性一直为全世界关注；同时，传统药物也是新药发现的主要来源，以传统医药知识或药源生境等为指引的药物筛选模式要明显优于随机发现模式。因此，当前民族医药研究应当抓住其形成过程的理论经验特质与药物采、制、用等特色，借鉴和吸收中医药现代化的经验得失，采用一切有利于民族医药发展的现代技术，形成有利于彰显民族医药特色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借鉴中药研发创新的“物质基础基本清楚”、“作用机理基本清楚”与安全可控普适基本原则，在对民族医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长期思考与实践中，我们逐步形成并认识到民族药研究应遵循的三个基本策略，即：药效物质基本清楚、作用机理基本清楚和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特征基本清楚。前两者旨在体现作为天然药物的来源的民族药成药性的基本要求，后者则强调将承载于民族药上的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展现，其可以是实证即证明其有效性、科学性，亦可是一种新发现，对现代医学或其他传统医学形式及创新药物研发的启示或补充。针对民族医药存在的医药理论发展不平衡、文献资料匮乏、医疗实践不系统或不健全、药材品种混乱等现实问题，基于对传统医药的互鉴互融认识，在现今的民族药研究中，或可采用的三个思路方法，即：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2.1 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

WHO将传统医学定义为基于本土文化、信仰、理论或经验知识，用于预防、诊断、治疗或改善身心疾病，维持健康的医药知识、技能和医疗实践活动。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的文化和传统医药知识。除了中（汉）医药之外，我国已有3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得到整理、挖掘与认可。民族医药源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对生命、健康、疾病认识，以及朴素的“自然与人和谐”哲学观，基于不同的文化、地域、社会特征，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理论认识和医学术语表达方式。以维吾尔医学、藏医学、蒙医学和中（汉）医学的医学理论体系比较为例（表-1），虽然四种传统医学理论对认识人体组成的要素、体液和脏器功能分类等方面不尽相同，且对人体健康与体质、病因的理解也存有差异，但对维持机体健康的关键是体内各组成要素、体液处于平衡状态的认识却趋于相同。这提示我们，在民族医药现代研究中，通过对不同医学体系的比较与互鉴，积极挖掘其“同”，架构不同医学体系的“桥梁”，探寻理解和解析其“异”的途径和方法。“求同解异”不仅可以体现在传统医学体系中，也可以应用于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uroendocrine immune network，NEI）在现代医学中被认为是维持机体稳态的自我调控系统，其通过激素、细胞因子、神经递质等信使分子在细胞间复杂通讯来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NEI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NEI整体调控作用与中医的整体观念具有相似性，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念与NEI网络的双向调节有关，因此，NEI可以是连接中医、西医和理解中医证候的桥梁。李梢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发现NEI可能是中医寒、热证的分子基础，激素和免疫因子在寒证、热证生物网络中占主导地位，这两个网络由神经递质相连接；与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信号通路上；与寒证、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神经活性的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通路上。哈木拉提·吾甫尔分别观察维吾尔医辨证分型和中医辨证分型患者血清SOD、GSH-Px、MDA等自由基变化，发现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证与中医肾虚痰瘀证具有相似的物质基础，两者可能是机体功能病理生理变化的不同医学理论阐述。另一项针对于112例哮喘病例的研究显示，非激素依赖性哮喘和感染性哮喘、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型哮喘和中医痰瘀证哮喘具有相似的脑电图特征。本课题组遵循求同解异之思路，比较和梳理中医药、土家族医药防治血管性痴呆的理、法、方药体系，寻找到了由土家医“毒气”学说切入的血管性痴呆特色治疗策略，即“玍毒内生，脑筋不用”病机与“理阴化毒”治则（表-2、表-3）。“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药体系互鉴”或可成为探寻民族医药理论与现代疾病认识的契合，在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民族药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据。

表-1 维吾尔医学、藏医学、蒙医学与中(汉)医学的理论比较

注：本表摘自Elaine Yu, et al. Global Advances in Health and Medicine. 2016；5(1):79-86

表-2 血管性痴呆治疗策略的中（汉）医药、土家医药比较

表-3 “理阴化毒”治则的中（汉）医药、土家族医药比较

图-1 NEI网络与中医寒\热证的关系

2.2 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

中药、民族药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其加工品，它们的发现依赖于人类先天本能和后天生产生活中获得。每一种药物都体现了一种医学标准，这些不同传统医学中的标准有可能不能直接比较，但药物是沟通不同医学体系标准的桥梁。据统计，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维汉共用的150多种，诃子在7个民族地区使用，天门冬有18个民族使用……。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各少数民族医药之间“药材品种互有交叉”的历史和现实格局，为民族医药的现代研究预留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2.2.1 药性理论——互融的传统理论基础

中药、民族药融合了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用药理论与经验，或因医药理论的成型而迈向成熟，或仅是承载治疗疾病原始功效的天然药物。对民族药功效及其理论经验的描述不仅受限于跨民族之间的语言表述差异，也存在与现代医学术语兼容性差的现象，有些传统医药术语甚至是一系列想象的隐喻。而这些诸多差异中，药性或是其共有基础。药性是对传统药物属性的高度概括。据统计，我国藏、蒙、维、傣、土家、畲、基诺、回、朝、瑶、苗、黎等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中，皆含有对药性即药物属性的认识。在不同传统医药的理论中，即使基源相同的药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药性表征内容，但“寒热”和“味”药性在中药、民族药中具有通识性，只是在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上略有差异。药性理论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桥梁，不仅有助于对民族医药理论本源的追溯，了解民族药组方规律与原则，其“寒热”和“味”药性也可作为理解不同民族在识药、制药、用药上相似与互融的参考依据。

2.2.2 组效关系——互融的现代认识基础

药物的功效由其所含主要活性成分的协同作用所致。动植物具有环境胁迫适应性能力，导致任何一种植物来源的药物都含有上千种化学成分，且部分结构类型常固定并存，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和各成分相互关联使草药成为具有涌现性特征的复杂系统；而药物的化学成分信息与其传统功效之间具有关联性，可用于推断药物的疗效并了解其药效潜力。如对维吾尔药阿里红Fomes officinalis (Vill. Ex Fr.) Ames中三萜酸类成分的分离与活性评价发现，阿里红的“祛风除湿”功效与三萜酸类成分抗炎活性及丙二酸半酯结构之间具有潜在关联性；Bao Yanfang等比较了青藏高原40种寒性和热性藏药材的抗氧化活性发现，寒性藏药比热性藏药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且其抗氧化活性与药材中的总酚类成分含量呈线性关系，而黄酮类成分只与热性藏药的抗氧化活性有关。这些发现为研究民族医药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不同语言、术语表述的民族药功效及临床应用可因相近的化学成分结构和组合信息而以相似的药理作用描述出来，这就使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具备了交流、融合的物质基础。

2.2.3 以药为线——互融的方法学基础

“以药为线”也是我国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乃至跨境传统医药实现资源整合、和合共赢的有效途径。历史上，《新修本草》（唐·苏敬）、《本草拾遗》（唐·陈藏器）、《海药本草》（唐·李珣）、《本草经集注》（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滇南本草》（明·兰茂）等著作反映了中医药借鉴、吸纳其他传统医药知识和药材品种并将其中医药化和本土化的伟大实践，至《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收录被中医药使用的外来药物已达200余种；民族医药亦吸纳并使用了很多中药品种。据此，“以药为线”或能较好地应用于民族药小复方的优化升级研究，即以跨医学体系、基源清楚的共用药物为线索，在医理经验相近的成熟医学体系中挖掘有效药物组合，对民族药小复方进行建构优化，在遵循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前提下，将理清配伍关系、合理增减组成、核准配伍剂量，明确临床适应症作为民族药方剂建构优化目标。大致包括：①遵循医药理论经验原则；②原方主药地位不变原则；③基于主药关系的药物增减原则；④主治范围不脱离原方传统功效原则；⑤组方药物之间不冲突（安全性）原则；⑥经济优效原则，即优效前提下的最小组合数和最小用药量。民族医药在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大量方剂蕴藏在医药典籍或口承经验中，有些具有一定的配伍规则，但也存在大量经验组方和随机组方。相较于中医药，民族医药方剂还具有配伍药材品源不清、配伍关系不明、配伍剂量不准和类方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而民族医药典籍及口承经验在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民族药处方组成、剂量、适应症等的真实性，民族药方剂组方优化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和束缚。因此，“以药为线”即以跨医学体系共有药物为切入点，充分吸纳我国传统医药领域的有益经验，把握中医药、民族医药医理和用药的融合点，或是当前解决民族医药研究现实困难、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协同发展的可行方法。

2.3 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我国民族药资源丰富，具有资源物种地域化明显、物种数量及蕴藏量各有特色、药材主要来自野生采集、资源利用差异性显著等特点。民族药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及云（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丰富；在中医药或民族医药中，同种药物的功效及临床应用可能不同，或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也由此导致了一药多源、一药多名、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等名实混乱现象。如藏药“蒂达”由藏语音译而来，还有“松蒂”、“桑蒂”、“俄蒂”、“蒂达加布”、“森木吉蒂”、“赛蒂”等名称，基源涉及印度獐牙菜Swertia chirayita (Roxb.ex Flemi) Karsten、川西獐牙菜Swertia mussotii Franch、爪瓣虎耳草Saxifraga unguiculata Engl.等7个属的60余个品种。

植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不仅形态上相似，其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药用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多属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近缘物种的生物活性和功效具有相似性，而具有相似功效的药用植物也具有相近的亲缘关系，这一规律被称为药用植物亲缘学。如，赖新梅等研究发现《中华本草》部分亲缘关系植物药在功效分布上具有亲缘倾向；李旻辉等也发现亲缘植物类蒙药的药性、药理活性之间具有相关性。孟珍贵等以《中国民族药志》收载药物为数据来源，通过计算11种民族医药的距离得出藏药、维药、蒙药构成一支，且与其他医学体系关系较远；白族医药和纳西医药聚成一类，彝药、傣药、拉祜族药聚为一类；而苗药、瑶药、壮药又聚为一类；经计算所得的民族药亲缘关系与这些民族使用语言的亲缘关系接近。

显然，利用植物药品种的亲缘关系，不仅能快速预测研究草药的主要化学成分及潜在药理活性，还有助于我们寻找可能的替代药。肖培根院士在上世纪60年代进行藏药“Tangchom Gaabo”（原植物为马尿泡Przewalskia tangutica的根）研究时，考虑其亲缘相近的种类均含有莨菪类生物碱而开展针对性化学分析，为莨菪类生物碱增加了一个新资源。同样，“藏茵陈”为多药源藏药品种，马俊蓉等通过比较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抱茎獐牙菜、红直獐牙菜等品种的亲缘关系，发现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亲缘关系较近，可作为藏茵陈药用品种。管志斌等分析傣药“傣百解”原植物等9种云南产牛奶菜属植物物种间亲缘关系，ISSR结果支持傣百解Marsdenia auricularis sp.为牛奶菜属植物，且和通光散M. tenacissima有亲缘关系，两者有相似化学成分组成。

“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彰显了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在内的我国传统医药体系的整体与个性之美，把古老的“互鉴互融”智慧传延至现今的民族医药科学研究中，将最大程度尊重和继承我国传统医药的原创思维。民族医药理论和用药经验在其历史实践中保留了大量合理内核，如何挖掘与发现，平衡继承与创新关系，是民族医药现代研究的艰巨挑战。基于对我国传统医药“互鉴互融”认识，在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前提下，将“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用于民族药创制与新药发现；在基于民族药的新药创制技术链上，将其划分为“民族药（复方）发现与评价”、“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组方\组分优化”三个关键环节，以民族医药理论经验为指导，挖掘特色民族药（复方）并进行系统性评价，网络药理学、计算化学、In Silico等干法实验技术为民族药多靶点、多途径药理效应提供可量化数据，已成为民族药新药发现与药效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环节重点在阐明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并用其化学成分表征民族药质量与有效部位；“组方\组分优化”环节以成药性为目标，在明确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民族药组方\组分优化改造，完成民族药（复方）的临床前研究。在上述各环节中，是否阐述清楚民族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理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或经验特征可作为民族药新药研究的关键标准。

我国少数民族在生存与繁衍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医药文化，其形成轨迹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不断地相互借鉴与融合。在当前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生命科学共荣发展的环境下，如何开展民族药的现代研究，应该采取哪些策略与方法是新时期民族医药实践的重要议题。本文在总结我国民族医药科研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互鉴互融”理念，形成了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一些策略、方法思考，并初步提出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创制技术体系构想，希冀其能对民族医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本文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方法学探讨仍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和完善。我国民族医药“千头万绪”又“异彩纷呈”，本文也仅是“引玉之砖”，仍需更多的方法探索与实践。